自1973年起，我便着手办理回国手续。当时温哥华尚未设立中国领事馆，最近的使领馆位于渥太华。我的长女当时已成家，定居在多伦多。鉴于多伦多与渥太华距离较近，我选择先飞往多伦多与女儿会合，随后在她的陪同下前往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。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及其夫人张颖给我留下了极佳的印象。抵达大使馆后，张颖女士首先接待了我，告知章大使正在会见访客，稍后会面。事实上，章大使的访客正是来加访问的中国古文物展览团，其中竟有我在辅仁大学的同窗史树青。当时双方都未察觉这层关系。与张颖女士交谈至午间，我才得以与章大使及访问团成员会面，意外地认出了史树青，这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重逢。

1974年，我首次踏上归国的旅程。怀着纯真与激动的心情，我创作了长诗《祖国行长歌》。由于当时正处于&34;时期，这首诗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。

持有台湾证件的我，在航班抵达香港后，经过与工作人员的长时间沟通才获准离境。然而他们坚持扣留我的证件，并限定我在24小时内必须返回，次日晚上就得离开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同意留下证件尽快离开。我深知黄老先生正在机场外焦急等待，而时间已经被耽误了不少。

与黄老先生会面时，他带着一位年轻女士前来接我，这位女孩是他的亲戚晚辈，同样研习中文专业。他们安排我入住酒店后，我向黄老先生讲述了机场的经历。他安慰道无需担忧，次日将陪同我前往中国旅行社，那里定能找到解决方案。翌日，我们来到中国旅行社，我向他们说明情况：证件被扣，要求24小时内离境，但为国内亲友准备的物品尚未购置，还需办理入境手续，时间十分紧迫。工作人员表示这并非难题，只需在次日过关时缴纳罚款即可顺利通行。然而我仍心存疑虑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我请求中国旅行社派人陪同，对方应允了。由于是首次回国，我打算为家人购置些礼物，黄老先生便陪同我前往裕华商场，这是香港人赴内地购物的首选之地。我特意为自己购置了一套人民装，考虑到当时国内电视机稀缺，我还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准备带回。在罗湖口岸办理入境手续时，确因超期需缴纳罚款，支付后顺利通关。但所有旅客都必须在罗湖下车，我携带了大量物品，必须亲自搬运，走过一段路才能换乘内地车辆，过程极其疲惫。当时的检查相当严格，所有物品都要在一个大房间内打开接受彻底检查。年已五十的我独自搬运行李，逐件打开检查后再重新打包，耗费了大量体力，着实辛苦。顺利过关后，中国旅行社安排我在广州留宿一晚，次日便乘机返回了北京。

当航班抵达北京时，夜幕已深，街灯初上。彼时的照明远不及现今这般明亮，从机舱内遥望那零星点点的灯光，内心难掩激动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《祖国行》中记述的"那一刻"，正是我当时真切感受的写照。相较而言，我的情绪控制还算得体，直到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才潸然泪下。据辅仁大学同窗王亚春所述，她初次归国时，由广州乘火车前往北京，从登车伊始便一路泪流不止，直至抵达目的地。这充分印证了中国人对故土与家国的深厚情感。然而，当代年轻人或许难以理解我们这代人的心路历程。如今许多人热衷于出国深造，归国之路也颇为便利，随时可以往返。这与我们历经战乱漂泊、数十年无法返乡的境遇截然不同。

抵达北京后，中国旅行社将我安置在华侨大厦。1948年我离开北平时，家中尚装有电话，但到1974年，电话设备已不复存在。为此，我提前寄信告知家人归期，弟弟妹妹及其他亲属专程到华侨大厦迎接。归家心切的我随即叫车返回故居，正如诗中所言&34;。

我家的四合院如今已变成大杂院，大弟依旧住在西屋。北房因伯父、伯母相继离世，堂兄又去了台湾，便一直空置着。东屋原本是伯父看病的诊室，本就无人居住，现已被北京房管局分配给他人使用。小弟则住在南屋靠里的两间。提及"西单西边"，我们家所在地并无显著变化，只是大门上那块"匾额"已不见踪影，门旁石狮的头也被毁坏。"漂泊江海"形容我半生在外漂泊的经历。踏入家门，坐在西屋旧床上，与亲人重逢，"如梦似幻"的感慨油然而生，因为过去只能在梦中回到故乡，而今却是真实的重逢。谈及三十年前的往事，弟弟们对"文革"中的遭遇仍心有余悸，多由我讲述。"母亲离世"那段记忆尤为深刻，当时父亲已随国民政府撤至成都，音讯全无。那年我十七岁，大弟十五，小弟仅九岁。每日清晨，我还要为小弟穿衣，送他上学，那时他才上小学三年级。"相依为命"描述了我们姐弟三人在北平沦陷期间的艰难生活。"伯父伯母的慈爱"则是我们得以度过那段岁月的关键。我南下结婚后，便与故乡家人断了联系。"重逢"的喜悦难以言表，经历了诸多变故，终于再次与家人团聚，倍感亲切。大弟和弟妹是中学教师，小弟和弟妹则是小学教师，当时正值"文革"时期，大家说话都格外谨慎。提及"小雪"，小弟的女儿，她刚上小学，系着红领巾，显得十分聪慧。大弟的长子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，当时不在北京。他的小儿子言才曾是劳动模范，后来考入南开大学，如今在日本一所大学任教。"父亲漂泊"的经历令人唏嘘，他自1949年从上海去往台湾，在外漂泊二十多年，1971年在温哥华病逝，距我回国仅三年，未能等到归来的那一天；我也未能再见伯父伯母，他们早已离世；因此"遗憾"深深。"西窗"是我儿时常写的题材，母亲去世后，我曾写下"月光透过竹影"的诗句，描述我在西屋常看到的景象：月亮从东边升起，透过窗前的竹子照在床上，但母亲已不在，床上空荡荡的，只有竹影。我对月亮有着特殊的情感，自幼便喜欢观察月亮，上弦月与下弦月截然不同：十五之前，初三、初四的上弦新月虽为月牙，却十分新鲜，形状整齐；而到了下弦月，只剩一点点时，便显得模糊，给人以残破之感，与上弦月完全不同。"台湾经历"则是我到台湾后的一段遭遇。

当晚我短暂回家探望后，仍然返回了华侨大厦住宿。家人建议我既然难得回国，不如搬回家居住。在海外生活多年，我确实渴望与家人共处。经询问旅行社获准后，我便回到家中住了些时日。

在人生的重要时刻，我最渴望的就是能与伯父和恩师顾随先生重逢。这两位长辈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童年时期，伯父不仅指导我诵读经典、研习诗词，更激励我尝试诗歌创作；而成年后，顾随老师则引领我深入领悟中国诗歌所蕴含的深远意境与精妙境界。旅居海外期间，我在台湾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发表若干学术论文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这份成果作为答卷，呈献给伯父与恩师过目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两位尊长均已辞世，这一愿望终究未能实现。

在华侨大厦居住期间，我的侄女言权特意前来探望。共进晚餐时，我点了一份对虾。时至今日，小权依然会提起：虽然现在吃对虾已不再新鲜，但记忆中那次与姑姑一起品尝的对虾最为美味。当时的小权正值青春年少，还陪伴我前往陶然亭泛舟游玩。

在海外生活多年后，我渴望深入了解祖国的发展现状。在短暂停留家中后，旅行社为我安排了国内考察行程。当时正值&34;时期，所有参观项目都紧密围绕革命主题展开。我不仅走访了北京的工厂和人民公社，还实地考察了大寨、南泥湾以及延安等革命圣地。通过这次考察，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在革命和解放事业上取得的显著成就。

在大寨考察期间，一位名为宋立英的女同志负责接待工作。我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的窑洞，期间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七沟八梁的荒芜之地。他们特意保留了一片未开发区域，让人能直观感受过去的景象。如今，通过修建水渠、开垦农田，这里已焕然一新。大寨给我的观感极佳，尽管有人质疑这些成就是刻意营造的，但即便是人为打造，也依然令人赞叹。在走访多个公社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大寨种植的高粱和玉米格外茁壮。适逢桃子成熟的季节，他们摘了两个给我品尝，其中一颗我当场享用，果肉甜美多汁，口感极佳；另一颗则特意留给了弟弟。此次大寨之行令我感触颇深。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，目睹了国家曾经的贫弱，如今看到大寨的蓬勃发展，感受到当地民众的奋发图强，不禁为之动容。他们展现出的坚韧与成就，确实令人钦佩。大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在南泥湾考察期间，我有幸聆听了老红军战士刘宝斋的专题报告。这位革命前辈详细讲述了当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具体情况。据他回忆，当时战士们既要持枪保卫边区，又要握锄开垦荒地。他们自力更生，亲手挖掘窑洞，编织筐篓，纺纱织布，甚至利用树叶制作染料。为了学习文化知识，战士们就地取材，以桦树皮作为纸张，木炭当作笔。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令我深受触动。随后我前往延安参观，毛主席曾经居住的窑洞已修缮一新，供游人瞻仰。而周总理的窑洞则保持着原貌，据工作人员介绍，这是遵照总理生前"不搞特殊化"的指示。

离开延安后，我前往西安，这座古城遍布历史遗迹，从半坡遗址到历史博物馆，处处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中国这片土地令人惊叹，唯有在离开后再归来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其历史的绵长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温哥华以其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著称，相比之下，中国北方的沙尘天气使西安周边的农田都蒙上了一层灰土，自然环境确实无法与之媲美。然而，每当我从温哥华机场出来，看到眼前如画的山水与繁花似锦的景象时，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，仿佛缺少了某种重要的东西。这座新兴城市虽然美丽，却缺乏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厚重感。

结束西安之行后，我乘机前往上海。记忆中最早造访这座城市是在童年时期，约莫七八岁光景，当时随母亲前去探望父亲。1948年我曾两度踏足上海，首次是三月末为筹备婚礼，第二次则在十一月底由此启程前往台湾。昔日的上海纸醉金迷、繁华似锦，那首《夜上海》的旋律至今萦绕耳畔。然而1974年的上海已然迥异，清晨街道上随处可见晨练的市民，这一景象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迁。随后我转赴杭州，虽被湖光山色深深吸引，却因行程仓促，只能短暂停留。

从杭州启程后，我径直返回广州。按照原定计划，我本应经由罗湖前往香港，再返回温哥华。然而，听闻桂林山水景色宜人，我决定临时改变行程前往游览。此前所有行程均由旅行社负责安排，从北京到西安，有专人接待并安排参观，还协助预订前往下一目的地的机票；从西安到上海再到杭州，同样如此。抵达广州后，我便告知旅行社接待人员，希望能前往桂林，并请其代为订票。时近黄昏，他们表示已无余票。我坚持道，此次回国时隔近三十年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次归来，希望他们设法解决。他们建议我自行与航空公司沟通，毕竟我能说中文。于是，我立即乘车前往航空公司。到达后，我说明需要一张次日飞往桂林的机票，被告知已售罄。我强调只需一个座位即可，工作人员让我在候机区等待，如有空位会通知我。出于执着，我决定等候。不久后，他们果真为我找到一个座位，是次日早晨七点的航班。返回酒店时已是深夜，旅行社人员均已下班，无法联系。次日清晨，我未与旅行社人员会面，直接搭乘航班前往桂林。

抵达桂林后，我需要从机场前往市区的桂湖宾馆。由于没有接机服务，我向机场工作人员说明自己是临时购票的旅客。工作人员建议我等待下一航班的旅行团，搭乘他们的班车。按照这个建议，我顺利搭乘旅行团的车辆到达了目的地。入住宾馆后，我立即让前台帮我叫车前往芦笛岩。前台工作人员表示："芦笛岩距离较远，建议您先用餐休息。"考虑到实际情况，我决定先洗漱用餐。用餐结束后，我再次叫车，却被告知："这个时间段很难叫到车。"无奈之下，我决定乘坐公交车前往。由于没有零钱，我走进一家小店准备购买物品换取零钱。当我提出要买一包饼干时，店员询问："您是要现在吃吗？"我解释道："只是需要换零钱。"正值中午时分，店员得知我刚从北京抵达，以为我尚未用餐，便卖给我一包饼干，我因此获得了所需的零钱。在离开宾馆前，我已委托前台预订次日前往阳朔的船票。当晚从芦笛岩返回后，工作人员告知我未能成功预订，因为船票通常需要提前很久预订。我询问："现在还有其他办法吗？"工作人员回应："您可以考虑乘坐长途汽车，是否愿意？"我表示同意后，他告知："明天早上6点就有班车。"

次日清晨，我便启程前往。客轮的正规舱位早已满员，船舱外侧安装着一架由铁条焊接而成的梯子，直通船顶。时年五十的我，身体尚且硬朗，便顺着梯子攀爬而上。登顶后才发现，船顶设有座位，且不仅我一人，还有若干当地居民在此。船顶安置了几把椅子，并搭建了遮阳布篷。桂湖宾馆还特地为我安排了一名导游随行。

1977年，我携女儿小慧再度造访桂林，然而最令我难忘的仍是首次游览的经历。那日晴空万里，我独坐船顶，视野开阔无阻，拍摄了大量精美的幻灯片。当时从北美返回中国的旅人寥寥无几，海外人士对中国充满好奇。回到温哥华后，众人纷纷询问国内情况，我便将此次回国拍摄的幻灯片展示给他们观看。此前我从未进行过此类活动，为此特意购置了幻灯机和大屏幕。我的友人及学生们纷纷造访寒舍，我便借此机会向他们展示幻灯片，详细介绍此次回国旅游的见闻。应其他朋友和学生的请求，后续又进行了多次放映。

当时我的心情异常振奋，充满期待，但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我意识到回国后只能从事旅游活动，因为我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在国内已无用武之地。那时正值"批林批孔"运动期间，我在上海街头仍能看到大量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字报，这让我深感回国工作的前景十分渺茫。

时隔三十年重返故地，我的内心充满激动。1976年原本计划再次归来，却因唐山大地震未能成行。恰在同一年，我的长女及其丈夫遭遇了交通事故。

1974年，我时隔二十六载重返中国，上一次离开北平已是遥远的过去。在国内停留的两个多月里，我不仅在北京小住，还进行了多地游览，参观了众多场所。当时正值"文化大革命"期间，各类报刊都只报道正面消息，让人们对这场运动产生了错觉，以为它确实彻底改革了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诸多不良传统。此行我还随身携带了照相机，拍摄了大量照片和幻灯片。

【叶嘉莹，号迦陵。1924年生于北京，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，师从诗词名家顾随。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，并在淡江大学、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。60年代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、密西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。后定居加拿大，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，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。自1979年归国讲学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等数十所高校讲学。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，1999年以其退休金、以恩师顾随名号设立&34;。2008年荣获首届&34;。201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2016年荣获年度&34;终身成就奖。2018年，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，设立&34;，以推动古典诗词教育，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。2024年11月24日去世，享年100岁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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